来源： www.ccdy.cn 作者：焦雯 文 卢旭 摄
在日前本报与人民网强国博客联合举办的“我有问题问文化部长”活动期间，网友“骆驼草”在留言中反映，由于行政区域划分产生的矛盾，山西省阳高县许家窑遗址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被人为地推倒、损毁，立碑日期也由1996年被改为2006年，与10米之隔的河北省立的“侯家窑遗址”石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记者日前就网友所反映的情况前往当地进行了调查。
山西阳高县的文物保护员对被破坏的石碑心痛不已
卫奇收集的许家窑人遗址石器和化石
侯家窑方面也收集了一些遗址古生物化石
卫奇向记者展示遗址化石
许家窑—侯家窑遗址位于河北省阳原县侯家窑村与山西省阳高县许家窑村之间的梨益沟西岸，是一处旧石器时代中期人类文化遗址，1974年首次发现，1976年、1977年、1979年进行了3次大规模的发掘，1996年被列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遗址内出土有人类化石20余件，石制品万余件以及大量的骨角器和哺乳动物化石。经测量，出土的人类化石年代距今约10万年，后被称为“许家窑人”。许家窑—侯家窑遗址是旧石器文化的标尺性地点，其发现弥补了旧石器时代早期“北京人”与旧石器时代晚期“峙峪人”之间的空白，对于研究中国古人类的迁徙、进化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这处被冠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遗址由于地处山西、河北两省交界，使它长期处于姓“许”还是姓“侯”的争执中。因为“身份”之争，山西方面所立的文物保护碑屡屡被砸，而2007年和2008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在该遗址的考古发掘，几乎引发河北和山西村民之间的械斗……
“塬上新立了一块石碑，是山西省为国保单位统一定制的，结果立了没几天就被推倒了，上面的字也给改了。由于几立几毁，目前也只能让它先这么就地‘躺’着。”文物保护员郭明说。
记者跟随侯家窑村村民韩大爷找到遗址。梨益沟西，那一小片背靠土塬凹下去的土地，便是遗址了。从宽阔的河床来看，当年的梨益沟应该是水草丰茂之所，然而现在，只剩下一股抬脚便能跨过的细流。
在遗址中央，河北省文物局所立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侯家窑遗址”的石碑非常醒目，碑上刻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字样。
韩大爷说，梨益沟东边，与遗址隔沟相望的那个村落就是侯家窑，隶属于河北省阳原县，而梨益沟往西三四里地才是山西阳高的许家窑，虽然遗址是在沟西，但遗址所在的耕地一直以来就属于侯家窑村，遗址自然也该叫“侯家窑遗址”。至于沿用已久的“许家窑遗址”的名称，韩大爷断定是考古队一开始把名字给起错了。“（上世纪70年代）组织发掘的考古学家是山西人，刚开始住在我们村，我们这边穷，给考古队吃的不好，他们就搬到许家窑去了，听说那边的村干部给他们批了10斤白面……” 韩大爷认为，给遗址取名“许家窑”，很可能是由于考古队出于私心。
对于河北、山西两地因遗址而起的纠纷，韩大爷直言不讳：“去年我们河北在这边搞考古，山西那边公安局还来抓人，结果被我们的人给堵到村里大半夜，吓得再也不敢来了！”韩大爷对于村民们的“壮举”颇感骄傲，认为是一种维护大局的做法。但他同时也承认，村民们如此关心遗址的归属，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考古队当时就吃住在村里，给村里交钱，有时也雇佣当地的村民：“一天几十块钱呢，可不少！”
韩大爷指点我们登上遗址所在的土塬，“欣赏”山西方面被砸倒的石碑。记者看到，山西立的石碑如今倒在泥土之中，断成三截，碑上刻着“许家窑遗址”几个大字。
次日，记者跟随山西省阳高县文化局局长李海瑾、阳高县文物研究所所长刘东红等一行人再次来到遗址。“我们的碑最先立在下面，就是现在河北立碑的地方，后来碑被那边的人砸了，立了他们的石碑，我们在塬上重新立了一块石碑，结果又被砸了，你看看，上面的字也给改了。”当地的文物保护人员郭明告诉记者，这块新的石碑是山西省为国保单位统一定制的，立了没几天就被推倒了。由于几立几毁，目前也只能让它先这么就地“躺”着。“从碑上所刻的‘1996年’被改为‘2006年’一点来推断，应该不是一般的村民所为。”刘东红认为，只有比较专业的人才会这么在意年代。
对于河北方面近期的发掘行为，阳高县文化局局长李海瑾有点困惑，“地点在山西境内，管吧，自己的权力似乎不够，不管却又成了失职渎职”。他希望上级部门能够明确规定双方的权责，让基层单位在管理中有章可循。
李海瑾告诉记者，这里从一开始就叫许家窑遗址，在学术界还有个著名的词汇叫做“许家窑文化”。但河北方面认为遗址所在地应该是侯家窑，一直对这个命名持有异议。1996年国家公布全国重点文保单位时，考虑到河北方面的意见，遂将遗址命名为“许家窑—侯家窑遗址”，归属山西阳高、河北阳原两地，但两地仍各自将遗址称为“许家窑”和“侯家窑”。阳高县为保护遗址，派出四名文物保护员长期巡视和监控遗址区，但近年来，河北方面已经不顾山西方面的抗议，数次在遗址上进行考古发掘。
“这就是去年河北方面进行发掘时留下的。”郭明指着遗址中被削下去的一个平面说。“从发掘的做法来看，应该是非常专业的考古队。”刘东红告诉记者，2007年和2008年，河北方面都来这里进行过发掘，“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规定，在对国保文物单位进行发掘时要出示正规批文，河北方面出示的却是早已过期的批文。”阳高方面推测，这两次发掘是河北方面为阳原泥河湾博物馆的建立做准备。
大同市文物局一位工作人员在接受采访时说，经县民政部门认定，遗址所在地点位于山西的行政区划内，但由于历史原因，土地使用权在河北一边。即使出于科研需要，河北省文物部门也应出示正规文件，并告知当地相关部门，再进行发掘。
对于非法发掘的说法，河北方面并不同意。曾亲身参与遗址发掘的河北省阳原县文物研究所所长成胜泉告诉记者：“我们这个考古队的队长就是之前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现任山西省博物院院长石金鸣。本来是申请两省共同发掘，后来因为他没有时间，就主要由河北省来做。”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随后通过电子邮箱给记者传来了经国家文物局审批的发掘执照的图片，发掘单位一栏赫然填写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两家单位，但证书上注明的发掘日期却是2003年7月到2003年10月。2003年的执照现在还能继续使用吗？阳高方面的人对这张执照不大认同。
对于河北方面近期的发掘行为，阳高县文化局局长李海瑾有点困惑，“地点在山西境内，管吧，自己的权力似乎不够，不管却又成了失职渎职”。他希望上级部门能够明确规定双方的权责，让基层单位在管理中有章可循。
许家窑—侯家窑遗址的最初发现者和发掘者卫奇的处境显得有些尴尬，作为一个在河北研究泥河湾遗址的山西人，双方对他都颇有微词，都认为他是站在对方的立场上。
卫奇是许家窑—侯家窑遗址的最初发现者和发掘者，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他是山西省五台县人，目前从事泥河湾盆地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工作。事实上，许家窑—侯家窑遗址也是泥河湾盆地中的一部分。
在设于阳原县化稍营东谷坨村的泥河湾猿人观察站，记者见到了这位年逾七旬，但仍俯首于化石和石器之中的老学者。或许是由于长期在野外工作，穿着格子衬衫和米色马甲、留着一把白胡子的卫奇精神矍铄，看起来像个户外运动爱好者。
时间回溯到1973年夏天，当时卫奇在大同药材收购站了解有关哺乳动物化石出土情况时，发现了两处较有考察价值的化石的来源地，其中一处就是许家窑村。在许家窑村的实地调查中，卫奇在村北的两叉沟找到了“龙骨”，并发现了两件具有人工打击痕迹的石片，这令年轻的卫奇欣喜不已，他迅速把这个消息告知了自己的导师贾兰坡教授。随后的几年中，正是在这一被称为74093的地点，出土了包括枕骨、顶骨、颞骨等在内的人类化石18件。如今，让山西、河北两边争执不休的也正是此处。
从地形上来讲，位于村南的这处遗址点，距离侯家窑的确较近。据卫奇说， 1974年、1976年他都是住在侯家窑进行考古工作的，主持发掘的是贾兰坡先生，发掘队吃饭等一切花费都是自己负担的，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哪个村招待的问题。
关于命名问题，卫奇在《泥河湾盆地马圈沟旧石器时代考古问题》一文中曾有过详尽的表述：“许家窑遗址是贾兰坡定名的。‘许家窑人’也应该是贾兰坡定名的。位于河北境内的74093地点发现后，标本交给了贾兰坡，贾兰坡立即在标本上注明‘侯家夭’（注：原文），在研究报告的初稿上写的也是侯家窑。1974年9月7日贾兰坡亲自考察了74093地点，9月9日打印的《雁北地区石器文化调查小结》（油印文件）上称其为‘侯家窑遗址’。但是，后来在《考古学报》杂志上发表文章时‘侯家窑’改成了‘许家窑’。这个改动，在贾兰坡的文稿档案中应该还有保留。为什么取名许家窑？当事人已经过世，难以说清。笔者搜索过去的零星记忆，应该与许家窑遗址73113地点的发现有一定关系，更有可能与地理因素有关，两个地点均分布在梨益沟西侧，许家窑村恰好位于其中间。笔者认为，当时如果考虑到行政区划，称其为泥河湾盆地的“梨益沟遗址”和“梨益沟人”，也许是比较好的选择。”
作为一个在河北省境内研究泥河湾遗址的山西人，卫奇的处境显得有些尴尬。在采访中，两方对他都颇有微词，都认为他是站在对方的立场上。
对此，卫奇不以为然。“桑干河跨越山西、河北两省，冲出了9000多平方公里的泥河湾盆地，这其中埋藏着十分丰富的史前人类遗存，虽然时期不同，但都是宝贵的科研财富，不能简单地界定为是属于哪一家的，我看现在叫‘许家窑—侯家窑遗址’也很好，正好由两省共同来进行保护。”
“其实这种地方保护主义大可不必，从目前的考古工作来看，遗址的分布范围越来越广，就如同仰韶文化，最初发现时是在河南，但现在山西、陕西、河北、甘肃都有分布，这是一个文化圈的概念。”业内专家如是说。
李海瑾曾在自己的博文中呼吁：“历史和文化是没有省界的。山西、河北双方应积极就此进行沟通、交流和合作。”
在采访山西省文物局局长施联秀和河北省文物局副局长谢飞时，他们也不约而同地表达了这个观点。
几经周折，记者找到了河北方面说的考古队队长石金鸣，并对他进行了电话采访。“这个发掘执照确实是我与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共同申请的，我是领队。当时我在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任所长。”石金鸣说，当时由两省文研所共同申请，并组成联合考古队，就是考虑到遗址地跨两省，避免争议。双方从2003年开始对许家窑—侯家窑遗址附近进行一系列考古调查、试掘，工作推进顺利，后来自己调到了山西省博物院，但考古队里一直有山西方面的人。“其实这个项目之前的情况两省文物部门都是了解的，发生这样的纠纷，很可能是由于人事变动及信息不畅造成的。”石金鸣说。
对于证书过期的问题，石金鸣这样解释：“考古工作所需要的时间比较漫长，这个项目还没有完全结束，调查、试掘等不用国家文物局批准，像去年考古队在遗址上发掘的10平方米这样一个范围，其实就是一种出于科研目的的试掘，如果要进行大规模的发掘，那肯定是要经过国家文物局批准的。”
但记者从有关专家处得到证实，“试掘不需要发掘证书”这一说法不大站得住脚。“对从未发掘过的遗址还可以称为试掘，对已经大规模发掘过的遗址就不应该再这么叫了。”这位专家表示，可能由于这种无证发掘的状况并不鲜见，所以大家都“见怪不怪”了。
谈到晋冀两省间的遗址之争，石金鸣认为，从科学角度来讲，遗址一旦定名，一般就不再更改，其实这种文化和古迹上的“地方保护主义”大可不必，从目前的考古工作来看，遗址的分布范围越来越广，可能还覆盖到了别的村落，延伸到别的地方，就如同仰韶文化，最初发现在河南，但现在在山西、陕西、河北、甘肃都有分布，这是一个文化圈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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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http://www.ccdy.cn/pubnews/451284/20090501/575112.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