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提示
◎爱德华·威尔逊，进化生物学家，有“社会生物学之父”“当代达尔文”之称，被《时代周刊》评为“对当代美国影响最大的25位美国人”之一。哈佛大学荣誉教授，哈佛大学昆虫馆荣誉馆长，代表作有《社会生物学》《半个地球》《人类存在的意义》等，两度问鼎普利策奖。
◎本书的作用在于：1.掌握创造的5大途径；2.学会跨学科看待问题。
在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生命科学家中，爱德华·威尔逊（E. O. Wilson）无疑是当今最负盛名的一位，他在哈佛大学任教40余年，摘取了科学界几乎所有的桂冠，他的科普著作曾两度荣获普利策奖。甚至有人称他为“当代的达尔文”——这般美誉似乎也未曾引起异议。然而，我最初接触威尔逊的著作时，他却是极具争议的人物。
时光拉回到上世纪80年代初，那时我在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读研，同时担任周明镇与吴汝康先生的助教。有一次陪吴先生去研究生院讲课，我坐在教室最后面。其间，我注意到，选择坐在课桌最后一排的新科研究生林克邦同学，自始至终在课桌下面“偷偷地”阅读一本大书。课间休息时，我好奇地走近他，轻声地问他看的什么书，他红着脸让我看了书的封面——Social Biology：The New Synthesis（《社会生物学：新综合理论》），作者是E. O. Wilson，并且充满内疚地对我说：“很抱歉，这书是从别人手里借来的，急着归还，但又不好意思旷吴先生的课……”我拍拍他的肩膀，低声说：“没关系，我没看见。”他如释重负，下节课他继续读那本书；我也记下了那本书的名字。
其后不久，我来美国留学。在伯克利加州大学，听到一些激进的美国同学在谈论威尔逊，更引起了我对他的兴趣。而他们“妄议”威尔逊的话题，正是他的《社会生物学：新综合理论》。威尔逊在书中表达了以下观点：人类许多社会行为（包括侵略性、自私性，乃至于性爱、道德伦理和宗教等方面），都是源于对物种的生存有益，因此通过自然选择筛选、保留而演化出来的，这跟其他生物没有本质上的差异。顿时，威尔逊的观点遭到了许多知名学者（尤其是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的强烈反对。而且这类批评迅速升温，很快就超出了学术范畴而发展成了人身攻击，甚至有人称他为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种族主义者。
威尔逊1929年生于美国亚拉巴马州，从小就酷爱博物学，立志长大后做一名鸟类学家。不幸童年在一次钓鱼事故中右眼受伤致残；后来耳朵又曾一度失聪，这些都将严重影响野外观鸟。鸟类学家做不成了，遂改学昆虫学。他在哈佛大学完成博士学位后，旋即留校任助理教授。他的博士论文是研究蚁类的社会行为，不久他便成为全世界这一研究领域的顶尖学者。
部分地由于他与人文学者之间的论战，威尔逊晚年越来越多地关注宗教与哲学，尤其是它们与科学之间的关系，同时极力倡导与推进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的融合。为此，他写了好几本书，《创造的本源》是其中最新的一本。该书分为五个部分共20个章节。
第一部分五章的标题分别为“创造力的疆域”“人文的诞生”“语言”“创新”及“意料之外的审美”（原文为aesthetic surprise，或可译作“美学的惊喜”）。作者首先指出，“人文诞生于符号化语言。而人类仅凭借符号化语言这一种能力，就将人类自身和其他物种鲜明地区分开来。语言与大脑结构共同进化，将人类思想从动物大脑中解放出来，拥有了创造力，并由此进入不受时空限制的想象世界之中”。他还指出，“创造力是人类物种独特而具有决定性的特征。人类的终极目标——自我理解，与创造力密不可分：我们是谁？我们从何而来？如果说我们受命运牵引，那么什么样的命运将决定我们未来的历史性发展轨迹？”诚然，人文与科学是我们学习和研究的两大疆域（“虚与实”），但二者都是以创造力及创新为根基的。前者探索“人类思想中每一件可能构想出来的事物”；而后者则研究“宇宙中每一件可能存在的事物”。这些看似老生常谈的东西，在威尔逊的生花妙笔之下，依然很值得一读。
接着作者探讨了人文与语言起源和演化的重要节点，从食植物到食肉的适应性转化、狩猎、火的使用与制造工具，及至围篝火烤肉及夜话时的“扯闲篇”（gossip）和“讲故事”（storytelling）……正是人际间的沟通促进了思维、想象和语言的发展，“在创造力的巅峰，所有的人类都在叙述、歌唱、讲故事。”在这一长期演化过程中，通过风格和比喻的创新，通过审美的惊喜，通过它们为我们带来的持久的愉悦，产生了创意文学以及艺术。写到兴奋处，作者还引用了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的文字，引导读者感受文学的伟大之处：
洛丽塔，我的生命之光，欲望之火。我的罪恶，我的灵魂。洛—丽—塔：舌尖就这样由上颚向下移动三次，第三次贴于牙根。洛……丽……塔……
类似于以前把生物演化推广至社会演化，威尔逊在本书中又把艺术的进化与有机进化类比，他认为两者在运作方式上是平行的。他写道：“创新驱动力，可以很恰当地以遗传进化来打比方。文化进化让我们人类物种能适应那不可避免、持续不断的环境条件变化。文化创新，就相当于基因突变。这些生物学意外事件，在人类历史上时有发生，其发生方式和程度，与其他物种没什么不同。”诚然，数百万年的演化，使我们的脑容量从400 CC左右增长到今天约1300 CC的水平，我们的祖先发展出足够强大的脑力，就是为了与其他思想相交汇、碰撞，也是为了构思无限的时间、距离以及未来之可能。正是这种想象力的无限延伸，使人类变得伟大。钳制思想、扼杀想象力必然导致演化上的返祖现象。没有“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科学与人文的创新皆为海市蜃楼。
本书第二部分两章的标题分别为“人文的局限性”与“荒芜时代”。作者将人文的局限性归结于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批评人文领域的领导者一直固执地痴迷于狭窄的视听媒介之中，对我们周遭瞬息万变的世界熟视无睹，脱离了根系。另一方面，作者指出了社会上普遍存在的重理轻文现象，抨击其结果导致了人文“成为了科学身边那个弱不禁风的小女子”。作为古生物学家来说，最令我兴奋不已的是，威尔逊在书中不止一次地强调，“五大学科”（古生物学、人类学、心理学、进化生物学和神经生物学）的大融合，“是科学蓬勃发展的基石，是人文忠贞不二的盟友”。
在威尔逊看来，目前人们对科学技术如此盲目崇拜，相形之下，真可谓是人文科学的“荒芜时代”了。作者强调指出：“人文学科将我们的价值观保存了起来，将我们化身为爱国者，而非仅仅是采取合作态度的公民。人文学科明确地告诉我们，为什么要遵守以道德规范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法律制度，而不要盲信专制统治的一家之言。人文学科提醒我们，在古代，科学本身曾是人文学科身边嗷嗷待哺的孩子。那时，科学被人们称作‘自然哲学’。”
在余下的三个部分里，作者从演化生物学家的视角审视了人文演化的规律、人性中生物演化的烙印、人与自然的关系等，进一步强调“五大学科”是科学与人文融合的桥梁。他进而指出，基因—文化共同进化的发生，是科学与人文达成统一的基础。最后，作者信心满满地认为：“科学家和人文学者之间的合作，可以造就出全新的哲学，引领人类向前去不断发现。这种哲学，融合了两大学术派别中最优秀、最实用的内容。这些人士的努力，将酝酿出第三次启蒙运动。”
总的说来，该书是年近九旬的作者有感而发、不吐不快，既没有《社会生物学：新综合理论》那样的惊世骇俗之论，也没有《岛屿生物地理学理论》中的创新思维；既构建不成什么完整的理论体系，也没有打破任何探索的坚冰，有些地方甚至有炒冷饭之嫌。尽管如此，我不得不承认，这是一本令人读罢口颊生香、回味无穷的书，作者是讲故事的高手，对文学、美术、音乐、电影如数家珍。诚然，科学与人文的融合，非知之艰，乃行之惟艰。尤其在当下，两个领域的研究者们都为学术产出（即论文数量）压得几乎喘不过来气，跨界“玩票”，谈何容易？不过，无论是具有人文情怀的科学家，还是渴望科学素养的人文学者，在“偷得半日闲”的旅途几小时中，带上威尔逊的这本书翻阅一下，也可收到“临阵磨刀，不快也光”的效果，更莫说享受阅读的至乐了。
（作者系美国堪萨斯大学自然历史博物馆暨生物多样性研究所教授，古生物学家 苗德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