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德岁
我想他此刻，
定然在天街闲游。
不信，请看那朵流星，
那怕是他提着灯笼在走。
--郭沫若《天上的市街》
去年（2018）11月9日是周明镇院士100周年冥诞，中国科学院微信公众号“中科院之声”发布了一篇长文，缅怀这位享誉全球的中国古脊椎动物学家。随后，又有不止一家媒体刊登了追忆周先生的文章。有的文章称他为风流倜傥的“男神”科学家，有的称其为敢为人先的“科学雅士”。此间，中国古脊椎动物学会在安徽合肥举办了第16届年会，其主题之一也是纪念该学会主要创建人周明镇先生。在他逝世二十余年之后，周明镇院士似乎一霎时又重新回到了公众的视野。或许这与另一位古生物学家张弥曼院士在2018年成为“网红”科学家不无关系。古生物学这门冷门学科，突然在中国变成了“显学”。无疑，作为古生物学家以及两位先生的学术后辈及忘年小友，我自然对这些是格外关注的；但我也注意到，迄今为止在所有关于周明镇院士的文字记载中，有一件事从未被人提及过。作为“知情人”与考据癖，我觉得应该把这桩鲜为人知的译界往事记录下来，以飨读者；同时，也应了西方一句话：“把荣誉归还原主”（Give credit where it's due）。
1979年至1982年间，我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学习工作。虽然我的宿舍在办公楼（南楼）四楼，但我更喜欢在二楼的办公室里“度日月”。周明镇先生时任研究所所长，他的办公室就在我的办公室斜对门。那时候，所里人习惯午休。而周先生是五十年代从美国回去的老“海龟”，没有午休的习惯。他知道我也从来不睡午觉，通常他只要在所里，午饭之后就会钻到我办公室来“摆龙门阵”，他还美其名曰：“德公，别指望从我的课堂里学到多少东西，真正学东西是在这里！”他把手中的杯子递给我，我会意地接过杯子，拿过热水瓶给他老人家倒水冲速溶咖啡（那是师母柴梅尘先生托人从香港带回来的）。把他老先生伺候停当，我则一边喝我的“茅山青峰”，一边陪他聊天。那时他还没戒烟，他会点起一支烟，笑着对我说：“我又要开始熏小白鼠了！”（意思是指让我吸二手烟了）然后，慢慢地打开话匣子，古今中外，海阔天空……
记得是1979年冬季的一天中午，周先生推门而入，右手持杯，左手拿着一本薄薄的小册子。甫一坐定，就把那本小册子递给我，说：“你看过这本书吗？”我接过来一看—《进化论与伦理学》（旧译《天演论》），便摇摇头。他说：“那就送给你吧！没事可以好好读一读。”我自是连连点头，并说：“谢谢周先生，我一定好好读！”
“这本书是文革中我执笔翻译的，”周先生笑着补了一句。我连忙翻开扉页，上面印着：“《进化论与伦理学》（旧译《天演论》）， 【英】赫胥黎 著，《进化论与伦理学》翻译组 译 ，科学出版社，1971”。
我又匆匆翻到扉页背面的“出版说明”页，短短一段话，只字未提翻译组是由哪几个人组成，更没有周明镇三个字。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其中提到清代严复的文言文译本《天演论》，只是意译了赫胥黎原著的主要内容，并附加了他自己的许多见解。还提到，这一新译本是供干部学习参考批判用的。
周先生大概猜出了我心中的疑惑，摆摆手说，“别找了，里面没有我们的名字！”
“记得是70年吧，有一天突然接到院里通知，让我到院里去一趟。说实话，我当时心里直打鼓，不知道又惹了什么大麻烦—我们那时候个个如惊弓之鸟……”
先生不紧不慢地接着说。
“那后来呢？”我迫不及待地追问。
“到了院部大楼，被领进一间办公室。见到已经有几位其他所的老先生坐在沙发上喝茶、抽烟、聊天，气氛看起来挺不错，我一路上的担忧顿时烟消云散！”
“动物所的老前辈陈世骧先生向我招招手，我便走过去坐到了陈老的身边。陈老操着嘉兴普通话低声跟我说，‘听说有重要任务’。”
“不一会儿，走进来一位领导向我们传达中央指示：抽调你们几位专家来为伟大领袖毛主席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重新翻译《天演论》，这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希望各位不要辜负上级领导的信任，争取以最快的速度、最高的质量，圆满完成党中央交给你们的光荣任务！”
“听到刚宣布完这一指示，我们几位不约而同地面面相觑，似乎有一种按捺不住的激动……因为其中有的人是刚从‘牛棚’里放出来的—这就意味着“解放”啦！大家也都为即将能重读英文书而兴奋不已。我暗自高兴的是：伙食肯定不会差！”周先生说到这里，脸上流露出一丝调皮和得意。
“后来，院里把我们几个关到植物所后面、北京动物园的畅观楼里，与外界隔离。我们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连续奋战，完成了译稿。 据说先排印了几份线装的大字本，分别呈送主席、总理等中央领导。后来，又由科学出版社铅印正式出版—就是你手里的这本！”
我好奇地问，“你们几位当时是如何分工的？”
“我是几位中的小字辈，他们自然是命我执笔了。陈老的太太谢蕴珍先生翻译过《物种起源》，陈老对达尔文进化论很熟悉，但他老人家是留法的。他让我执笔，我如何推脱，再说也有点儿‘技痒’的冲动，我也便就坡下驴了……”周先生说罢哈哈大笑，显然是颇为自豪的。
“当然，赫胥黎的原著真的不容易翻，手边工具书也不多。好在几位老先生都是满腹经纶，遇到难点大家凑在一起一讨论，一般就都解决了。你看后就知道，篇幅虽不长，难度却不小。原著的注释又很多，加上我们自己的译注，快赶上正文半本书了。” 周先生补充道。
“周先生，我过去曾经在哪里好像读到过，毛主席早在青年时代就读过《天演论》了，他老人家文言文那么好，为什么还要你们重新用白话文翻译呢?”我打破沙锅问到底，继续追问。
先生越说越兴奋，“嗨！据说是因为李四光先生多了一句嘴。有一次老人家约谈李先生，他们在一起讨论宇宙演化、生物进化等问题，主席请李先生给他开一张书单。李先生想到他老人家日理万机，得帮他整理一份全面的、通俗易懂的科普资料，这就是在我们的《天演论》新译本出版后，科学出版社又接着出版的那本李四光先生编著的《天文 地质 古生物》。我看你书橱里好像有一本。”
我连忙点点头，“是的，我已认真学习过。”
“在那次谈话中，他们谈到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李先生对主席说，‘你们都受骗了！严复哪里是翻译啊？！他塞进了自己的很多观点，赫胥黎原本是批判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结果严复老夫子却在里面大力宣扬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毛主席十分感兴趣地问，‘还有这等事？那么，应该找人给我重新按原本翻译，我想看看赫胥黎到底是怎么说的!’”周先生说完，双手一摊，笑着说：“瞧，这就是李老先生给我们揽来的活儿。不过，你出去可别给我乱说哦！”
我立刻站起来，举起右手，郑重地说，“向毛主席保证：我绝不会对任何人乱说！”
回想起来，当年唯一忘记向周先生求证的是：当时的伙食到底怎么样？吃了些什么好吃的东西……
后记
记得当天晚上我就在办公室一口气读完了周先生执笔翻译的《进化论与伦理学》，不得不佩服先生清晰流畅的译笔。尤其是正文最后一句：
现在，我们大家可以抱着同一个信念向着同一个希望努力：
也许漩涡将把我们冲刷下去，
也许我们将达到幸福的岛屿，
……但在到达终点之前还有些事情，
一些高尚的工作尚有待完成。
很难想象，当年依然处于“文化大革命”风雨飘摇中的周先生与他的合作者们，在翻译完上面这句话时，彼时彼刻究竟是何等五味杂陈的心情？
另外，在差不多同一时期、同一种情势下，周明镇先生还与吴汝康先生合作翻译了赫胥黎的《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因此，古脊椎所的前辈们，曾为在中国普及19世纪生物进化论的经典著作，做出过重要贡献。适逢古脊椎所建所90周年之际，我想借此小文记述这一两件珍贵史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