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谢骏义

　　初到中科院古脊椎所时，看到别人都在各执其事，默默地干活，自己却不知该如何学习，该怎样工作。 

　　好在黄万波给我推荐了两本自学用书：一本是周明镇教授为北京地质学院地层古生物专业高年级讲授的《古脊椎动物学讲义》；另一本是裴文中教授编写的《第四纪哺乳动物讲义（初稿）》（油印本一套四册）。此外，还有郑绍华介绍的《家畜解剖学》（骨骼部分）等。可惜初来乍到，心境浮燥，我只是走马观花地翻了翻，断断续续地看了其中的部分内容，没有认真读下去。 

　　古脊椎动物学是古生物学的一门分支，它的研究地域包括整个地球，需要在世界范围进行对比。由于这门科学早期先在欧洲兴起，所用文字总是以英、德、法、俄等西方文字为主，就连我们国家早期出版的刊物，如《中国古生物志》、《中国地质学会志》等，为便于国际交流，也是用英文出版的，中文只有简短的摘要。所以攻克外文是能否深入研究古脊椎动物学的关键。我们这一代学生，中学和大学开设的第一外语都是俄语。1961年刚参加工作时，我借助词典尚能阅读一点俄文资料。随着中苏交恶，俄语似乎不再有用。再加上长期不用，也就丢完了。既然我的俄语已经丢完了，那就再从文献较多的英语学起吧。 

　　来到研究所，既要学专业，又想补英语。学外语的事不时困扰着我。我向谷祖刚请教，他认为学外语不是短期就能奏效的，在北京研究所有限的时间里还是以学习专业为主。我觉得这话有理，所以对学外语的事，虽然没有放弃，但一直也没有长进。 

　　    到研究所3个多月后，正好碰上宁夏区测队利用冬季休整来古脊椎所高等室（古哺乳动物研究室）进修。高等室发挥自身优势，让已有十余年工作经验的青年学者按各自的重点研究方向，分门别类登台讲课。同时，古脊椎所还请了几位其他研究室中具有专长的中青年老师开辟专题讲座。我自然不会放过这个绝好的机会，聆听了这些老师们的讲授。 

　　专题讲座从1973年12月下旬延续到1974年2月中旬。主讲人和题目是：邱占祥“哺乳动物的基本特征”和“哺乳动物的分类和地层意义”、李传夔“啮齿目与兔形目”、徐余瑄“古奇蹄类和奇蹄类”、翟仁杰“长鼻目”和“食肉目”、胡长康“偶蹄类”、齐陶“新生代脊椎动物（哺乳动物）化石的层位”、刘宪亭“鱼类”、叶祥奎“龟鳖类”、赵喜进“恐龙类”、张宏“修理技术与采集化石”等，共十二个专题讲座。整个讲座资料非常丰富，内容翔实具体，有些就是青年老师们的学习、研究心得，实用性很强。可惜我当时有其他任务在身，没有能按照讲习班要求，安下心来对照标本仔细消化。但是，保存至今将近80页的听课笔记常常指导我对照一些脊椎动物化石进行初步观察和认识判断。 

　　除了听课，我还注意虚心求教。在研究所里，只要你主动求教，到处是老师。 

　　“文革”以来，古脊椎所基本上没有再进新人。我1973年到研究所时，即便是年轻人，大都在各自的专业研究、技术岗位上有十年左右的工作经历，有了各自的研究专长，只要你提出问题，他们都会不厌其烦地解答疑问，传授方法，讲述专业知识。 

　　黄河象研究小组除了讨论黄河象化石以外，负责人黄万波专门为我和谷祖刚开课，分门别类讲述了古哺乳动物中肉食类和有蹄类的牙齿形态和鉴定方法。在此之前，黄学诗已经给我们讲述了哺乳动物的基本特征。他和郑绍华还分别介绍了长鼻类（象类）牙齿的鉴定和测量方法，特别是剑齿象和乳齿象臼齿磨蚀后的花纹图案的区分等问题。还有，宗冠福也给我们讲述了一个新化石地点的综合研究和发现材料的处理问题。这些，对我学习了解哺乳动物化石的研究方法和初步鉴定都起到了良好作用。 

　　我和谷祖刚还专门到低等室的苏德造办公室，请他为我俩讲授了鱼类化石的分类、测量、研究方法和常见鱼化石的基本特征等基础知识。这些丰富了我对古脊椎动物门类的了解。 

　　1974年我转入人类室后，与周围的人也熟悉了很多，向个别专家讨教的机会也增加了。我的《北京学习工作日志》中，除了指导老师贾兰坡外，还记载了像邱中郎、张森水、李炎贤、盖培、戴尔俭等中青年老师有关旧石器研究方法的话题。这些都是课本上难以学到的知识，对我帮助很大。 

　　在化石修理室中，有一批具有特殊技能的工人师傅，如为我们讲授《修理技术和化石采集》的张宏，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的讲授大都是自己多年工作的经验总结，很有实用价值。在合水县发掘时赵聚发师傅的表率作用，以及后来在黄河象化石修复、装架时，多位师傅们的展示让我也见识了化石修理和制模、装架方面的技术成果。 

　　有一次，西北大学的薛祥煦老师问我的专业方向：“你究竟是以古脊椎动物为主，还是以旧石器为主？”我说：“按工作情况，碰到啥搞啥！”在古脊椎动物和旧石器时代考古工作刚刚起步的甘肃，由于地方专业人员很少，很难做到进一步专业划分，只能根据工作任务有所侧重。例如，在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及其后来的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我以旧石器时代考古为主，而在省博物馆时，我又以脊椎动物化石为主了。 

　　我这样做，得益于古脊椎所计宏祥先生对我的一番谈话。 

　　1973年9月10日下午，我就认识了新生代研究室的计宏祥先生。他耿直豪爽，除了对我鼓励一番之外，他那坦诚的言谈，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说：“你搞旧石器还不如搞古脊椎动物。这与你所学的专业更能结合，更有前途。当然旧石器也有搞头。”他还说：“甘肃无论古脊椎还是旧石器，都有搞头。西北很有前途，只是近年来生活差一点，所里人就不愿意往那里跑。今后有了你这层关系，人也熟了，随时来随时可以接收，就方便多了。对所里人来说，下面只要提供方便，如研究材料等就行了。”事实证明，他说得对。 

　　此外，我还注重收集图书、文献资料。 

　　1974年初春的一天，高等室的李传夔先生告诉我：“地矿部地质科学研究院正在处理一批旧的图书杂志，其中有早年出版的《中国古生物志》等，对我们很有用处。”当天，我就跟着他去看了。 

　　回到北郊人类室后，我把这个信息告诉了导师贾兰坡。他满怀激情地说：“《中国古生物志》有甲、乙、丙、丁四种，作为博物馆，你们都应该有。但就你个人来说，首先是丙种和丁种。丙种是脊椎动物化石，丁种是人类化石及文化。这些图书应该尽量搞全，必要时可以拍照留下资料来。” 

　　在贾老推荐下，我写信把地质科学研究院处理旧杂志的情况告诉了省博物馆管理图书的张季容女士。经过领导同意，我替博物馆图书室以180元购买了全套《中国地质学会志》英文精装合订本，共18本。又购买了当时能收集到的《中国古生物志》甲、乙、丙、丁四种和新丙种等，总共花费不足500元。 

　　考虑到今后开展脊椎动物调查、研究的需要，我还花了120元，为个人选购了《中国古生物志》丙种、新丙种多号，共50册。本来还想购买丁种，可是家庭5口人的负担压在肩上，我不得不放弃了。因为已经花费的120元钱，是我家两个月的全部收入，我没有财力支付更多的图书资料费。就是这120元欠债，我花了两年多的时间才陆续还清。 

　　这50本丙种、新丙种《中国古生物志》放在案头，我喜获至宝。它化解了我在兰州查找古脊椎动物资料的难题。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当古脊椎所的邱占祥研究员到甘肃来时，也可以不再从北京背来太多的《中国古生物志》。他知道，有些杂志在我这里就能看到。就连甘肃省地质局的蔡体樑先生，在研究甘肃第三纪地层时，也是从我家里借走步林的《甘肃西部塔崩布鲁克第三纪地层中的哺乳动物化石》（即《中国古生物志》新丙种第8号），帮助了他的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