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绍华

　　几年前，中央电视台某栏目计划拍摄黄河象的故事，其编导来古脊椎研究所找到我。当时，我脑海里一片空白，慌忙间只好向他们推荐了甘肃考古研究所已退休的谢俊义先生，因为只有他才知道黄河象从头到尾的故事。没想到他竟能在几年时间内，用回忆录的方式，完成了大作《追忆黄河象》初稿。 

　　拜读初稿，不禁勾起我的思绪。黄河象发现的1973年春天，正是“文化大革命”进行到“批林批孔”阶段，科研、生产活动几乎陷于停顿状态的时候。这时，研究所收到一封关于甘肃发现哺乳动物化石的人民来信，决定派我和赵聚发师傅去实地调查。当时我刚大学毕业不久，除了跟随黄万波先生野外考察过云南元谋盆地和甘肃陇东黄土高原外，对古脊椎动物学还十分陌生。幸亏有赵师傅、谢骏义和许俊成三人帮衬，又有合水县水利局姜登盼局长等的关照，我们对黄河象的野外考察才得以顺利完成。 

　　在物质条件极度匮乏的情况下，黄河象能在很短时间内展现在人们面前，是参与这项工作的民工、科学工作者和各级领导精诚合作的结果。他们在发现、宣传、保护、发掘、加固、装箱、运输、修理、装架、制模、摄制影片、写研究论文的每一个阶段都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其中尤以谢骏义先生最为辛苦。他为人忠厚，任劳任怨，常年奔波于兰州、合水和北京之间，除了主持发掘工作外，还经常宣传、请示、汇报、编写文字材料。 

　　回想起来，黄河象的工作有很多令人难以忘怀的事情。 

　　一、    化石保护。当大象门齿尖一暴露时，就受到以姜登盼局长为首的河口电站指挥部同志们的保护。发掘过程中又受到合水县公安局“徐保卫”昼夜武装监护。更为重要的是，参与发掘的张旗、穆旗村村民，懂得了保护古生物化石的意义，所以施工特别仔细、认真。其结果是最难保存的舌骨、肋骨、籽骨等，均保存完好。作为化石种的一个个体，黄河象是保存状况最好的。如果当时民众发生哄抢，把化石砸碎卖“龙骨”，试问人们今天还能见到黄河象的雄姿吗？记得1971年，也有一封反映平凉地区灵台县邵寨公社开办“龙牙矿”在雷家河村挖“龙骨”的人民来信，说挖到的“掘斧头牙”（注：板齿犀的臼齿）数量多得用拖拉机运到药材公司去卖。可当我们赶到时，已人去“矿”空。我们只得垂头丧气，赶往当地各药材收购站购回了零星化石标本，成了终生遗憾。今天，在经济利益驱动下，古脊椎动物化石往往遭到严重破坏。人们如果不从思想上提高法律保护意识，要想再发现类似黄河象的完整骨架，只能是幻想。 

　　二、    科学普及。通过三大报纸《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文汇报》以及各地方报纸，《化石》、《科学实验》、《少年科学》、《人民画报》等杂志，科教影片《黄河古象》的宣传鼓动，使得黄河象的声望一度超过了以往任何一种古生物。更值得一提的是，黄河象及其复制品已在中国古动物馆、北京自然博物馆、天津自然博物馆、上海自然博物馆、甘肃博物馆、庆阳地区博物馆、合水县博物馆等场馆展示且曾东渡日本、南下新加坡展览，无疑会永远留在人们心中。记得读小学历史课本的时候，第一课的第一句就是裴文中先生发现了周口店北京猿人，它影响了我们好几代人。《黄河象》一课被选进小学课本又何尝不影响很多代人呢？ 

　　三、    协作精神。黄河象的成果是众多单位、众多个人协同奋战的结果。在野外勘查和发掘过程中，合水县政府、庆阳地区行署、甘肃省政府与中科院古脊椎所来往信件和文件畅通无阻，充分体现了地方政府和北京研究所之间的融洽关系和协作精神；合水县水利局、文化局（包括文化馆）、公安局，庆阳地区博物馆，甘肃省博物馆，兰州大学和中科院古脊椎所始终维护团结友谊，互帮互学；运输过程中长庆油田无偿提供铲车、吊车和卡车；修理、复原、装架、照相、绘图、研究工作中，古脊椎所动员了几乎所有技术力量。所有这些合作为后来古生物的勘查、发掘、修理、研究做出了榜样。 

　　四、    勤俭办事。按照谢骏义先生的记录，黄河象的发掘费用，即民工费、材料费和部分差旅费总共只花销了2268.56元。尽管当时的各项费用比较低廉，仍坚持勤俭节约，没有花销不该花销的钱款。黄河象的发掘给人一个启示：无论办任何事情，应坚持少花钱多办事的原则。 

　　五、     深化认识。像对任何陌生事物的认识一样，对黄河象的认识也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最初臼齿仅少许暴露时，被判定为“乳齿象”；当确定是剑齿象時，又顾及材料的完整而舍不得确定为师氏剑齿象；如果今后人们认为它真的属于师氏剑齿象时，黄河象比山西剑齿象和师氏剑齿象更加气势宏亮。 

　　《追忆黄河象》多以日记的形式、以第一人称的语气叙述每一件事情的原委，给人以无可辩驳的真实感。特别是参与其事的人，更是倍感亲切。我想对那些读过《黄河象》一课的老师和学生，应该是一份企盼已久的丰盛加餐；对那些没有读过该课的人们，更可以细细品味古生物研究的全过程，从中吸取知识和力量。 

郑绍华 

2014年3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