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如何适应生存环境的变化一直是人类学研究中的热点问题。甘青地区位于中国西北部,地处青藏高寒区,东部季风区和西北干旱区的交汇处,自然环境的空间差异显著,不同地理单元人群的适应策略存在明显差别。同时,甘青地区作为史前和历史时期欧亚大陆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该区古代人群适应策略及其差异也一直备受关注。以往很多学者从考古学文化、动植物遗存、稳定同位素等角度进行了探讨,但基于人类骨骼或牙齿指标来反映人群适应策略差异的研究还较为缺乏。

龋齿是牙菌斑中的致龋菌将食物中的碳水化合物转化成有机酸,从而引起牙齿硬组织局部脱矿的过程。龋齿的发生受到“食物-细菌-宿主”三重因素的综合控制。考古遗址出土的人类牙齿一般保存情况较好,且由龋齿所导致损伤很容易用肉眼观察到,因此生物考古中有大量针对这种疾病的研究。其中,最广为人知的研究主题即“龋齿与农业”。这类研究早期以特纳(Turner)对亚太、欧洲多地龋病情况的分析为代表,他对大量现代和考古时期的狩猎-采集人群和农业人群的龋齿率进行了调查,指出农业人群的龋齿率远高于狩猎-采集人群,从而建立起一套“生业方式-饮食-牙齿”的三元结构理论。自此以后,大量区域性(regional)或大陆性(continental)研究开始兴起。

本研究通过对甘肃地区中晚全新世不同时期共计10处考古遗址出土的558例个体龋齿数据的分析,结合考古学、古环境背景,同位素等多学科研究结果,展示了该区古人群龋齿频率的变化趋势和地区差异,并进一步探索了该地区人群适应策略的变化及其与龋齿率的关系。这项研究表明,各种因素导致的适应策略变化能够在古人的遗骸上有所体现。在甘肃东部地区,农业的兴起和社会的复杂化导致了龋齿率的上升。同时,河西走廊地区龋齿率受气候变化、人群迁移、政权更迭等因素影响波动明显。在新石器时代,这两个地区具有相似的生存策略,龋齿率也差异不大。在青铜时代早中期,伴随着气候恶化,甘青地区的饮食模式发生了变化,但农业仍然是该区生存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甘肃东部和河西走廊人群的龋齿率没有发生明显变化,二者之间也无显著差异。在青铜时代晚期和铁器时代早期,受气候波动和北方草原人群向南迁移,甘肃东部和河西走廊地区的人群采取了不同的适应策略,也导致两地区之间龋齿率的明显差异。到了历史时期(汉代),中央政府在甘肃东部和河西走廊实施了类似的移民政策,这导致了河西地区农业的再次发展,两地区人群之间的龋齿率趋同。

这项研究探讨了甘肃中、晚全新世人群龋齿率的历时变化和区域差异。并基于多学科背景来探索这些人群的适应策略及其与龋齿率的相关性。尽管由于样本量的限制以及性别和年龄分布信息的不完整,最终结果仍可能受到生物学变量的影响,但本研究为研究西北地区全新世人群与古环境的相互作用提供了新的思路。

本研究以“Carious lesions as evidence for different adaptation strategies during the middle-late Holocene in Gansu region,northwest China”为题在The Holocene在线发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所副研究员贺乐天为论文第一作者,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陈国科研究员、杨谊时研究员,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何嘉宁副教授及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的Berger博士为本文共同作者。本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

原文链接: https://journals.sagepub.com/doi/abs/10.1177/09596836241236348

图1. 研究区地图及遗址分布

图2. 新石器时代中国不同生存策略人群龋病率分布及其与GDC-1和WB人群的比较。

图3. 新石器时代至历史时期甘肃东部及河西走廊地区龋病率分布（注:*卡方检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