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穆朗玛峰是地理意义的高极，也是青藏精神的高地。上世纪60—70年代的珠峰登山科考为新中国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奠定了基础，正是在这一阶段科考耀眼的古生物学发现，如西藏喜马拉雅鱼龙、珠峰中华旋齿鲨、高山栎等，既是极具历史意义的标志性科考成果，更是在特殊环境下炼淬的青藏科考精神的象征。在条件极端艰苦且任务艰巨的情况下，“永远要冲在最前线”的党员同志们在队伍组织方面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与牺牲。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队的贺信中提到的“老一辈科学家艰苦奋斗、团结奋进、勇攀高峰的精神”。2020年习总书记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广大干部特别是西藏干部要发扬‘老西藏精神’，缺氧不缺精神、艰苦不怕吃苦、海拔高境界更高，在工作中不断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增强能力、锤炼作风。”这也是奋战在青藏科考一线的广大科考队员，特别是党员同志的精神追求。 

图1.1975年5月4日下午，珠峰登山科考队19岁的桂桑（女，左），在8200米营地举行了海拔最高的入党仪式，队友罗则和尼玛扎西展开党旗，突击队队长邬宗岳同志（邬宗岳同志在这次登山科考中不幸殉职，见“珠穆朗玛一青松—邬宗岳（http://www.cqzx.gov.cn/cqzx_content/2020-12/31/content_10107405.htm））拿出写在纸上的入党誓词带领桂桑朗读（图自《再次登山珠穆朗玛峰》）

　　基于刘东生先生、张弥曼先生和邱占祥先生等青藏科考前辈的学术成就，古脊椎所青藏高原生物演化考察队薪火相传，在冰期哺乳动物起源和高原古人类演化等方面做出了一系列原创性的科考和科研成果，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的2022年被中国科学院授予“科技创新先锋团队”称号。 

　　荣誉既是鼓励，更是鞭策。等不及出正月，2023年1月30日（正月初九），古脊椎所青藏高原生物演化考察队飞抵拉萨，正式开启了因疫情而被搁置已久的考察特提斯喜马拉雅与寻找珠峰地区中生代海生脊椎动物的科考任务。此时距刘东生先生（1964年）和邱占祥先生等人（1966年）找到三叠纪喜马拉雅鱼龙已经过去近60年，在此期间虽有众多科考队伍往来于当年的化石产地，却再未见到确切的鱼龙化石。 

　　根据先前的考察所得，科考队精心设计了科考路线，考察重点圈定在聂拉木与定日县鱼龙产区。考察队在奔赴聂拉木土隆化石点途中，经过岗嘎镇，难得一见的飘着旗云的珠峰和山体雄壮的卓奥友峰矗立天边。在这藏历凛冬时节，喜马拉雅山冰堆雪砌的超级山峰似乎多了一些拒人千里的冷峻。联想起半个多世纪前，克服万难登顶珠峰的登山科考英雄，联想起啃着被冻得梆硬的食物爬上坡顶采集旋齿鲨化石的地学前辈，新时代的青藏科考人理当更有信心，拿出更足的干劲，做更多的工作。 

图2.科考队临时党小组在与珠峰（远处飘着旗云的山峰）合影，并向珠峰科考前辈们致敬，也为自己的科考工作鼓劲。党小组成员（从左至右）：孙丹辉，时福桥，吴飞翔，尚庆华，王澍（科考纪录片摄制组成员）（赵光辉摄）  

　　科考队以聂拉木为起点，纵穿特提斯喜马拉雅，从当地晚三叠世的产鱼龙地点追至早侏罗世富集菊石的层位。除了前辈踏勘过的经典剖面，在喜马拉雅中段更多地点进行了考察，工作点海拔为4500米-5300米，最终在珠峰北坡定日地区、希夏邦玛峰北坡吉隆周边的中生代地层发现大量海洋动物化石，其中最令人激动的是保存较好的大型海生脊椎动物化石，极有可能是超大型鱼龙。这些科考发现不仅完整地再现了以超大型鱼龙为顶端捕食者的远古海洋生态群落，更衔接了跨越半个多世纪的科考历史。此时的我们，对当年前辈们在这里捧着鱼龙化石时的狂喜与骄傲，终于有了切身的体会。 

图3.党小组成员与科考队员在聂拉木考察地点野餐、研讨科考发现（吴飞翔摄）

图4.党小组成员（左：邓涛；右：尚庆华）在珠峰附近工作点观察新采集的科学标本（赵光辉摄）

　　而在喜马拉雅山脉隆起为“世界屋脊”的过程中，这里也成为诸多新生代盆地发育演化的基底。生态体系由山地森林到开阔草地，最后演变为雪域高原。这一变迁历史促进了生物的演化，特别是冰期哺乳动物在这里起源并“走出西藏”，成为再现青藏高原隆升重塑生物世界的典型案例。这些重要化石多数来自喜马拉雅西段北侧的阿里札达盆地，也都是古脊椎所青藏高原生物演化考察队的代表性科考成果。今年是科考队自2019年之后再次回到札达盆地，与以往不同，这次纳入了对盆地中生代基底岩层的考察，由此更加全面地了解盆地当时的边缘环境、沉积特征以及化石的埋藏规律。 

图5.披毛犀、北极狐、雪豹、盘羊等冰期哺乳动物的“故乡”——阿里札达盆地，远处最高峰为喜马拉雅山西段的依比岗麦山（赵光辉摄） 

　　科考队回到西藏披毛犀（披毛犀祖先）、布氏豹（雪豹祖先）、邱氏狐（北极狐祖先）、喜马拉雅原羊（盘羊祖先）化石点，新采集了大量科学标本，而且在新的层位发现了一批未知鱼类材料，为复原当时的水下生态系统提供了机会，并首次采集了一批三叠纪基底岩石的海相无脊椎动物化石。 

图6.党小组成员（由左自右：尚庆华，时福桥，吴飞翔）在札达盆地新层位找到脊椎动物化石（赵光辉摄） 

　　由于此次科考路线漫长、地质时代跨度大（从中生代三叠纪到新生代新近纪）、古生物门类很丰富，需要及时研讨和整理工作思路和科学标本。党小组所在的科考团队除了现场踏勘实践外，回到住地必根据每天的科考所得交流讨论，特别是对重点化石的保护与处置，各抒己见，充分研讨，形成科学可行的实施方案。

图7.由于近年西藏基础设施的建设，国道沿线地区网络信号比较通畅。通过视频会议，科考队向本队负责人邓涛书记汇报重要发现，众人细心研讨后续工作安排 

图8.科考队负责人邓涛书记（左一）抵达札达当晚与科考队主要成员（倪喜军、李强、尚庆华）研讨重点化石的保护与处置工作（吴飞翔摄） 

图9.党小组所在科考队在札达盆地全体合影（赵光辉摄） 

　　考察期间，科考队收到西藏自然科学博物馆和昌都科技局的邀请我们近期前往这些单位开展科普活动。在党和政府、西藏各级地方政府以及科考办的支持和宣传下，越来越多的人了解了青藏高原环境变迁和生命演化的历史，感受到青藏高原另一个层次的美丽。科考团队在科考和科研的同时，素来十分注重科普工作，努力践行习总书记“科学创新和科学普及两翼齐飞”的要求。我们应该大力宣传青藏高原是生物演化“天然实验室”的概念，这些自然演化的“实验”结果就保存在青藏高原广阔的地域中，更是藏区自然资源的有机组成部分。青藏高原科学考察中除了涌现出大量新知，还在扎实的科学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的新观点和新假说。正如科考队负责人邓涛书记在第一期青藏科考成果发布会上提到的，“取得的这些重要成果，不仅要在科学共同体中发挥作用，更应该普及到广大人民群众中，为提高全民特别是藏区人民的科学文化素养添砖加瓦”。 

图10.正在建设完善中的定日机场，距离珠峰大本营仅52公里，机场北侧分布有青藏高原最后的海相地层，喜马拉雅此后便露出海面而逐渐崛起。由于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西藏的基础建设日新月异，将大大助推藏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相信新时代背景下的青藏科考将大有可为（邓涛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