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庆五 

　　1963年秋，我们六人从复旦生物系人类学专业毕业，分配到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进入了古人类研究室。当时，作为古脊椎所“半边天”的人类室，由裴文中、贾兰坡和吴汝康三位“大家”掌门，为我国古人类学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国际学坛上占有一席之地，把我们这些“新手”摆到了一个“高起点”，感到无比幸运和责任重大。 

　　吴新智先生早年为医学出身，1957年考上吴汝康教授的古人类学研究生，结业后留在导师身边，除了做好自己的研究外，还辅助着室里的研究工作。在我们上班的第一天，由他带领我们与室里的三位老先生见了面及聆听他们的教导。我们初次接触到这位小吴先生，觉得他没有架子，善于攀谈。此后，我遇到一些业务问题就去请教他，他总是诚心诚意作答。在我心目中他诚然是一位“合格的室秘书”。 

　　翌年春天，所里组成“蓝田发掘队”，由贾兰坡先生当队长。下设三个小分队，分别发掘含有新生代地层的三个地点。我与潘悦容被分配在陈家窝这个小分队，由赵资奎任队长。三个月的野外发掘结束了，我们到西安，住进车站广场的小旅社，很快买到了返京火车票。准备启程的那天夜晚，大家整装待发，我抽空去车站广场买了一个大西瓜，切成片端回家，大伙儿兴奋地吃罢瓜，准备出发时，我发现我的钱包被盗，钱包内除了一张火车票，还有30余斤粮票及少量钱币。此等急事突然袭来，赵队长当机立断：让我留宿于旅店；他带领大家立即进站；上车后请列车长转告西安站——尽快为我办理“补票事宜”。过了不到20分钟，旅店前台让我接听车站来电：请我明晨七时前务必等候在车站售票处，届时站上有人带我进站，请我搭乘驶向渭南的车次；下车后让我到车站售票处，索取那张“签过字的、我原来的、西安—北京”的车票。我凭借此车票，才回到了北京。 

　　回到北京的第二天我来到办公室，吴新智先生就找到我，询问起我“钱包被盗和签票返京”的过程。我叙述的话音刚落，他就掏出了30多斤粮票塞到我手里，瞬间，一股热流涌进了我心坎：这个年头，“粮票”成为人们“最珍贵”的生活资料！小吴先生从牙缝里省下的“粮票”接济于我，是何等“仁爱”的情操呀！ 

　　1965年初，我所由“地质所大楼六层”搬迁到紧挨着大气物理所大楼（位于祁家豁子）、北侧的一幢“五层新楼房”。在这楼房五层的南端作为现代人骨的标本室。这批来自旧协和医院的、成箱搁置的现代人骨标本如今真正得到了“解放”，井井有条地放置在标本架上。与此同时，人类室的大型项目——“制定现代人骨的观察与测量标准”也正在进行中。此时人们似乎会想到，这批“现代人骨的解放”才促使这大型研究项目的“上马”。

　　其实，两位吴先生在我所搬到新大楼之前已着手准备编写“现代人骨的观察与测量”的纲要和收集有关素材。后来才联想到：我们收集的这些观测数据和素材可能就是作为二吴修改和制定人骨观测准则的依据。正因为有了室里同志们观测各类人骨所得的素材，才铸就了这本手册的科学和实用之价值。 

　　1975年间，江西省宁乡县公安局派人来京，将一小包尸骨交办于我所，为其鉴定死者的性别、年龄和身高等。吴新智先生接到此任务，即交给了我，让我来处理。我依据二吴编著的《人体骨骼测量方法》上提供的方法做了一系列鉴定如下。 

　　首先，我试图找出能鉴定性别的碎骨片，发现：其额骨的鳞部向后上方“倾斜得较缓”；此外，观察到其髋骨的“坐骨大切迹较窄而深”。这两特征显示出了“男性”的性状。 

　　其二，寻找指示年龄的骨性特征：首先，观察到其颅骨片上的“矢状缝、人字缝和蝶额缝”等骨缝都“尚未愈合”；加之，观察其齿系，发现：“臼齿冠仅有轻微的磨耗”；“上犬齿和相邻的第一前臼齿的齿尖很锐利”；再则，观察其长骨之骨龄特征时发现：“左侧肱骨头的骨骺尚未愈合；右侧股骨下端的骨骺也尚未愈合。”上述三方面的骨齿特征表明：他是一个“未成年人，接近20岁或不到20岁的青少年。” 

　　最后，由长骨推算其“身高”：首先，从断残的长骨中找出数根较长的残段，将这些残段拼接出“较完整的肱骨和桡骨之全长形态”。如何从肢骨的“长度演算其身高”呢？我请教了吴新智先生。他从案头的文献卡片盒中找出了有关文献，随手操起一张便条，抄录下此文献所刊登的“杂志名及卷期数”。我依据此文献提供的有关公式，求得了死者的身高约为“1.60米左右”。 

　　此等鉴定结果，十分吻合宁乡县公安局所掌握的关于死者的实际情况。我深感到两位吴先生编著的这本手册，为我国的骨骼人类学树起了一整套国际规范的研究方法，为我国的人类学发展做得了一件功德永恒的基程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