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类对动物资源的获取、加工与消费模式是评估其生态地位与生存行为的核心指标。然而，与欧洲和非洲相比，东亚地区中更新世早期阶段（约78万–30万年前）古人类获取和屠宰加工动物资源的考古证据相对有限，制约了学术界对该区域人类演化、生存策略与适应行为的深入认识。

近日，国际著名学术期刊《人类进化杂志》（Journal of Human Evolution）在线发表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裴树文研究团队联合吉林大学、德国图宾根大学、汕头大学等单位对泥河湾盆地蔡家沟遗址C地点（CJG-C）动物遗存的最新研究成果。该研究通过系统的埋藏学与动物考古学分析，揭示了距今约59万至75万年前古人类系统性屠宰和利用大型有蹄类动物资源的行为序列，为理解东亚地区早期古人类的生存策略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

近年来，裴树文研究团队在泥河湾盆地河北蔚县境内持续开展考古调查和发掘，发现多处古人类活动遗址。其中，蔡家沟遗址C地点埋藏于泥河湾古湖滨相的砂、粉砂和黏土层中，2020-2021年的系统发掘出土了丰富的石制品和动物化石。汕头大学涂华博士团队的宇宙成因核素埋藏测年（铝-26/铍-10）结果表明，古人类在蔡家沟C地点活动的年代被限定在0.59±0.13 Ma至0.75±0.18 Ma之间，属于中更新世早期。

针对蔡家沟C地点出土的动物遗存，研究团队进行了系统的埋藏学与动物考古分析，包括动物种属与骨骼部位鉴定、骨骼单元分布、骨骼破碎模式及骨骼表面改造痕迹等方面的研究。该遗址共出土753件动物化石标本，至少代表23个个体，以大型有蹄类为主，其中三门马（Equus sanmeniensis）和野牛（Bison sp.）占据绝对优势，合计占比约为74%，兼有披毛犀、鹿、羚羊等物种。这一动物群组合反映出以开阔草原为主、间有灌丛或湖岸林地的镶嵌式古生态环境。

埋藏学分析表明，该地点的动物骨骼堆积主要受古人类活动影响，自然因素的改造作用有限，食肉动物活动未占主导地位。遗址出土动物骨骼化石表面风化与磨蚀程度较低，且多数长骨断裂发生于骨骼尚处新鲜状态，表明大部分动物遗存经历了快速埋藏，受到后期自然因素的改造作用较为有限。遗址中食肉动物啃咬痕迹的比例较低（5.2%），且远低于以食肉动物为主导的实验对比数据；相反，古人类留下的切割痕迹（cut marks）和砸击痕迹（impact marks）出现频繁且分布广泛。尤其重要的是，切割痕迹在四肢骨“hot zones”区域（即食肉动物优先取食、通常不留残肉的部位）的高频率出现，为古人类优先获取并处理了完整的动物尸体提供了有力证据。

研究人员对切割痕迹的出现频率与分布位置进行了分类与对比研究，识别出剥皮、去除内脏、肢解、割肉和敲骨取髓等多个连续的屠宰加工环节。这一多阶段、全流程的动物资源利用模式，在东亚地区早更新世至中更新世早期的遗址中极为罕见。

综合遗址的湖滨相古地理环境、动物群组成及骨骼改造痕迹特征，研究团队认为蔡家沟C地点很可能是一处小规模的狩猎-屠宰地点（kill-butchery locality），古人类在此地主动获取并处理大型有蹄类动物。与同一盆地内年代相近的吉家庄遗址B地点相比，蔡家沟C地点呈现出更为完整的屠宰序列和更高强度的人类改造痕迹；而与中更新世晚期的许家窑-侯家窑遗址相比，后者则表现出对马科动物的高度依赖和更强烈的居址利用强度。这些差异可能与遗址占据时间和频率的变化有关，并反映了古人类迁移和遗址利用模式的差异。

本研究表明，蔡家沟C地点所提供的清晰动物资源加工证据，将东亚地区系统性屠宰行为的可靠记录向前推至中更新世早期，为理解该区域早中更新世古人类的动物资源开发模式、生存策略及环境适应行为提供了关键的实证材料，进一步彰显了泥河湾盆地在实证中国“百万年人类史”进程中的巨大潜力。

论文第一作者为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博士毕业生、现就职于吉林大学考古学院生物考古实验室的杜雨薇博士，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裴树文研究员与张双权研究员为共同通讯作者；共同作者包括图宾根大学动物考古高级研究员Britt Starkovich博士、汕头大学涂华博士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博士研究生耿帅杰和徐静玥等。本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教育部国家留学基金委项目的资助。

文章链接：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047248426000801 

图 泥河湾盆地蔚县蔡家沟遗址的地理位置（裴树文供图）

图 蔡家沟遗址的地层与年代信息（裴树文、涂华供图）

图 蔡家沟遗址动物骨骼表面上的切割痕迹（杜雨薇供图）

图 蔡家沟遗址动物骨骼上的砸击痕迹（a-c）、砍砸疤（d-e）与被剥离的骨片（f-g）（杜雨薇供图）